昨夜，南韩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戒严，随即遭到国会取消的，引发国际广泛关注，在东亚的社群媒体上更是引发广泛讨论。对经历过长达38年戒严统治（1949-1987）的台湾人而言，「戒严」二字触动着深刻的历史记忆；而对中国人来说，虽然拉萨和北京都经历过短暂的戒严，但这个概念似乎并未在集体记忆中留下太深的印记，尽管某种意义上当今的中国的管制状态也可视为一种类戒严的持续例外状态。然而，关于戒严制度本身的后设研究却相对罕见，这种特殊的紧急权力机制是如何在东亚现代国家形成的也缺乏关注。

从语言角度看，「戒严」这一汉字词与其最常见的英文对应词「martial law」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戒严」一词源于汉语，字面意义为「戒备严密」，强调一种高度警戒和限制的状态，隐含了对社会秩序的全方位控制。例如，日本、中国等地的「戒严令」强调对民间活动的直接干预，如宵禁、封锁、新闻审查等措施，往往是全面压制社会流动的工具。而「martial law」的重点则放在军事司法的运行上，其核心在于将普通法庭的司法权暂时移交给军事法庭，从法律层面剥夺公民的部分权利，从而使军方能直接干涉国家事务。，这一语义差异也与不同法律传统密切相关。在以普通法为基础的英美法系中，「martial law」的合法性与界限相对明确，通常作为应对极端危机的暂时性措施，其后续监督与纠正机制相对完善。而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戒严则更容易演变为长期的例外状态，法律规范的模糊性使得「戒严」成为统治者集中权力的便捷工具。

追溯这一概念的源头，需要回到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的《Loi du 10 juillet 1791 concernant la conservation et le classement des places de guerre et postes militaires, la police des fortifications et autres objets y relatifs》（1791年7月10日关于要塞和军事据点的保护和分类、堡垒管理及相关事宜的法律）首次将「围困状态」（état de siège）制度化。这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用于规范被敌军包围时的城市管理。然而，在1848年六月革命之后，这一制度演变为处理国内政治危机的工具。1849年的《Loi du 9 août 1849 sur l'état de siège》（1849年8月9日关于围困状态的法律）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戒严制度，标志着例外状态的法制化。

普鲁士在吸收这一概念时进行了重要的制度创新。1851年的《Gesetz über den Belagerungszustand》（围困状态法）规范了军事紧急状态，发展出了「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特殊机制。1850年的《Gesetz zum Schutze der persönlichen Freiheit》（保护个人自由法）以保护为名，实际上赋予了当局在无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拘留个人的权力。这种「保护即控制」的逻辑在后来魏玛共和国的《魏玛宪法》第48条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成为现代国家紧急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曾批评普鲁士这种「Scheinkonstitutionalismus」（外见立宪制），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治，但实质上为权力的集中与滥用。

东亚国家在短暂的现代化进程中，仓促地移植了这些西方制度。日本在1882年制定的《戒严令》（太政官布告第36号）区分了「临战地境」和「合围地境」两种状态，这一设计后来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然而，由于民主制度建设的不完善，这些紧急权力机制往往沦为统治者维持权力的工具。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南韩在「维新体制」下的军事威权统治，戒严制度在东亚的展演为非纯粹的紧急应对手段，而更像是一种长期维稳工具。再看到这两天韩国的危机，尹锡悦援引反国家威胁为由实施戒严，可以说是重演了冷战时期军事威权统治的逻辑。不过韩国的国会议员们突破军事封锁、召开紧急会议并一致否决戒严令，也令人对民主制度的韧性抱有一丝希望。

在观察这种政治事件时，应该多追问一层，思考法律制度，关注其实际运作带来的伤害，也更要追问，为什么现代国家需要保留这些例外权力？在德国法学家同时也是纳粹信徒的 Carl Schmitt 看来，例外状态是「主权的最高表现」，因为它决定了法律的有效性。在长达数十年的戒严统治、军事独裁之下，例外权力屡屡被用来压制异议、集中权力，而在以「维稳」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中，也更进一步模糊了常态与例外的界限，常态化的高压管制被认为是一种隐性的「例外状态」，让国家长期处于「不安全感」的治理模式中。

《缄默祸运》

昨天视频通关了《缄默祸运》（Mouthwashing）这款游戏，从中注意到了游戏在叙事上的优势。以下内容涉及轻度剧透，如果在意可以先通关游戏，全流程只有两小时，差不多一部电影的时间。

如果用电影来呈现《缄默祸运》的故事，是否能及格都不好说，因为要创作一个观众能与之共情的精神错乱角色，十分困难。但游戏能巧妙的呈现，使其不得不落入开发者预设的「圈套」。

有个例子是玩家扮演的角色陷入幻觉，来到看不见底的悬崖旁边。刚刚还开启的大门，已经不再开启，阻挡了回去的路。此时玩家在花费几十秒后，发现没有可以交互的物体，唯一可能的推进游戏的方式，就是跳下悬崖，于是玩家选择跳下悬崖。

但是如果是电影，就很难解释一个陷入幻觉的角色跳入悬崖，而不是待在安全的地方等待。而游戏里玩家可能也会怀疑，但被奖励与惩罚规则训练出的玩家，只能不断尝试能推动游戏的操作，直到抵达不可预料的结果。

玩家至少能感知到「没有选择」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不需要与精神错乱的角色产生共情，也能接受作者笔下的角色，犯下罪行的行为逻辑。因为角色他根本没得选，这点玩家非常清楚。

附言：如果以这种游戏的方式来呈现艾伦·耶格尔、星野阿库亚的故事，也许观众的感受会更好也说不定。毕竟漫画里的他们，看起来似乎还有其他的选择。

相关微型博客：剥夺玩家选项的方法 | #游戏 #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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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继承了母亲的基因，我们还继承了她的神经系统...... source

如果你想要改变社会里人压迫人的情况，那你必须从每天为人处事的细节开始践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

如果你行事狠毒、捧高踩低、时而拉拢时而排挤，那你完全就是在强化而不是废除“人分三六九等”的想法。 source

我觉得我始终在和本能式的给人分三六九等的冲动做斗争……仿佛我的本质就是一个老保，我很自然地在重复这个世界24h对我做的那些事情。

我剪了头发。

我以为异国异邦可以给我一种抵抗的能力或者勇气，但实际上，在找工作时可能遇到的压力，要比从父母那里接受到的更多。是的，ta们只是社会压力的诠释者，只是将ta们自己承受的东西翻译了一遍之后再施加向我而已。或者说这世界上的每一个具备主体性的中介多少也都充当着这个角色，我们阅读这个世界的征候，然后在不知不觉间以常识为名再生产这些征候。我们以担心、忧惧为名代行我们感受到的权力关系。而这些权力关系，又将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我们，无法挣脱的客体。

是的，我觉得自己成为世界的客体久矣。只是这两年，在以“学术”为名的象牙塔里……对的，我最初想要“留学”就是为了能够在象牙塔里抵御社会。我从未准备好过，只是我如今失去了下一个逃离的理由……两年，这场梦该醒了。

认识我自己，关照我自己，以我自己的方式走向无情残酷的实践场域。那些知识只是让我更加敏感，更能理解自己受到什么，更能理解压迫者的无奈，更难以无知怨悱（無名怨憤ressentiment），也难以从怨愤中找到力量，维持自我，对抗……对抗什么呢？镜子吗？

语言和文字在邀请我走向一个积极胜利的结论，我欣然接受，请欣赏，我的抗争。

发现刚刚转的2年前的东西所有链接基本都失效了…

是所有的摩天轮都叫什么之星吗（

台湾最后一座核电站停运实现“核电归零”

在台湾运转的最后一座核电站定于 5月17日停运，民进党政府追求的 “核电归零” 目标因此得以实现。鉴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事故，台湾民众对核电安全的担忧之声不断高涨，在选举承诺中提出将使核电归零的民进党政权逐步停止了核电站的运转。17日，在台湾南部屏东县运转的最后一座核电站预定停运，从而实现 “核电归零”。台湾的经济部门计划用液化天然气作为燃料取代核能，提升火力发电能力，此外，还将在明年将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由目前的约 15%提升至20%，一些外资企业纷纷加入这一行业。

—— NHK

拐弯抹角的电视节目放送放风

本文是《电视节目放送的临时变动》的补充。

2008年12月13日，这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CCTV6 放送了《日本沉没》。附言：CCTV6 的正式名称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卫星频道」。

2014年4月23日，美国总统访日，期间奥巴马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当晚，CCTV6 临时更改节目单，将原本的《中华英雄》换成了《珍珠港》，内容是二战时期日本偷袭珍珠港。

2018年12月7日，CCTV6 放送了电影《勇士的奇遇》，讲述了法国路易十五时期的冒险、战争故事。这被认为是在映射正在发生的，示威游行变得暴力的黄背心运动。

2019年8月5日，反送中运动在香港开始，随后在 8月10日，CCTV6 播出了电影《我是你妈》。这被认为是给香港人释放信号，预告简介含有「我不是怕失去对你的控制，我是想参与你的成长」这样的说法。

2020年1月 的月底，丹麦的《日德兰邮报》发布了一幅讽刺漫画，内容是冠状病毒版本的五星红旗。很快在 2020年2月1日，CCTV6 播放了电影《1864》。电影讲述了 1864 年丹麦战败，并失去了 38.5 % 的人口与 40 % 的领土，这是丹麦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

2025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在日内瓦会谈取得进展后，CCTV6 的节目单上出现了电影《纽约我爱你》。不过很快电影被修改为了意大利喜剧电影《欢迎到南方》，但在最后又换成了波兰的《茶花女》。

ggame

在过去三十年间，加州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一直是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奥巴马任期期间，民主党与硅谷科技新贵达成了同盟，以科技自由的姿态协助硅谷科技产业引进了大批技术人才，也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国际扩张和产业链形成。但在近年间，民主党与硅谷的合作关系逐渐出现裂痕。房天语在端传媒的这篇文章，从六七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开始追溯硅谷政治的起源，重点探讨了彼得·泰尔（Peter Thiel）等饱受保守主义思想影响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对硅谷科技政治的深刻印象，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这篇蛮好的，标题有点僵硬，但并不是在为 Trump 辩护。

上一轮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果实已经被吃干榨净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技术停滞，人口减少，即需求和供给双减，双杀宏观经济的时代。

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大部分人对危机的认识依然停留在 100 年前，认为这是周期性的泡沫和出清，或者觉得这是某种政治路线之争。这就相当于整个房子已经要塌了，大家还在讨论抢椅子的游戏。

文章作者给出的解决办法，主要是左派的「再分配」路线。即「在一个低增长的时代建设更加稳定、公平的社会，修复生态系统、重建基础设施、扩大住房」，which is 我喜欢的观点。

而评论区则有不少人认为这篇文章基本在阐述一种极左路线，甚至有人指责这是共产主义思想，考虑到这是纽约时报的评论区，那我只能说你们老美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大部分反对福利社会理论的声音都会说「福利救不了生育率」。我的想法一直是「绝对福利」救不了生育，还要更多「相对公平」，就是说当人们不再将自我提升视为人生的绝对目标时，就越能互相理解。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21/opinion/trump-tariffs-global-economy.html

摄入毒品的鲑鱼行为怪异 且更敢冒险


由瑞典农业科学大学领导的国际研究团队，由来自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组成，发现苯二氮卓类药物氯巴占（常用于治疗焦虑症、睡眠障碍以及控制癫痫发作）对鲑鱼的影响尤为显著。这是同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一项，为药物污染对海洋生物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格里菲斯大学澳大利亚河流研究所的马库斯·米凯兰杰利博士说：“这项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直接在实地调查了这些污染物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暴露在污染物中如何影响野生动物在自然环境中的行为和迁徙。虽然暴露于氯巴占的鲑鱼的迁徙成功率增加似乎是一种有益的影响，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任何对物种自然行为和生态的改变都可能对该物种及其周围的野生动物群落产生更广泛的负面影响。” 研究小组利用缓释药物植入物和追踪发射器来观察氯巴占和另一种常见的药物污染物——阿片类药物曲马多——如何影响处于生命周期关键阶段的幼年大西洋鲑鱼（Salmo salar），即沿着水路游到波罗的海。马库斯·米凯兰杰利在瑞典达尔河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人员在野外观察的基础上，对氯巴占进行了进一步的实验室研究，观察了该药物对该物种群游行为的影响。群游（而非鱼群聚集）是一种社会行为，可能会影响鱼群的繁殖和凝聚力。虽然这听起来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该物种整体上已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追踪野生动物数量的“圣经”）中的“无危”级别降至“近危”。在某些地区，它们濒临灭绝，过去十年来，缅因州和英国等地的淡水鱼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它们的种群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分散，这意味着，它们社会行为的改变和更冒险的举动，对于数量正在减少的物种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虽然苯二氮类药物通常被视为人类的镇静剂，但服用氯巴占的鲑鱼实际上在迁徙路线上航行得更快，快速穿过了两座经常对这一重要旅程构成挑战的水电大坝。这可能会对一个物种产生多种影响——例如过早到达开阔水域，鱼类在前往海洋的途中不太小心，以免被捕食者吃掉——但这些影响目前尚不完全清楚。米凯兰杰利说：“药物污染物是一个新兴的全球性问题，目前全球各地的水道中已检测到超过900种不同的物质。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抗抑郁药和止痛药等精神活性物质，它们会严重干扰野生动物的大脑功能和行为。”他补充道：“当你考虑到整个生态系统暴露在现实的暴露场景中——涵盖多个物种和多种污染物——潜在的后果会变得更加复杂。”药物导致大西洋鲑鱼行为异常——这对它们的数量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确实，有证据表明这些药物污染物会影响食用受药物影响鱼类的人类，然而，其长期健康影响尚不完全清楚。一般来说，低浓度的污染物不会产生任何直接、明显的影响，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然不足。科学家呼吁制药公司提高药物的生物降解性，并改进废水处理，以限制我们排回野外的物质。米凯兰杰利说：“先进的废水处理方法在减少药物污染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有效，绿色化学方法也具有广阔的潜力。通过设计分解更快或使用后危害更小的药物，我们可以显著减轻未来药物污染对环境的影响。”该研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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