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egram Web
Forwarded from 推特翻译
没错,性别和性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但同时,对一部分人来说,自身的性别和自身的性向之间又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关联。 source
=== 关于轮椅使用者乘坐美国航空公司遇到的问题 ===

1. 航空公司是否违反相关法律?
几乎每个航空公司的每个航班都会违反航空无障碍法案(ACAA)。

2. 轮椅使用者是否知晓自己的权利?
大多数轮椅使用者并不了解。

3. 轮椅使用者是否有能力向交通部(DOT)投诉?
大多数轮椅使用者很难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发起投诉。

4. 航空公司是否有权要求乘客签署轮椅运输免责协议?
这是完全违法的。《航空无障碍法案》第382条第35项规定,航空公司不得要求有身心障碍的旅客签署关于轮椅或其他辅助设备损坏或丢失的免责协议。

5. 如果航空公司要求我签署轮椅运输免责协议,我该怎么办?
我会扫描这份协议,并附加在我向交通局的投诉中。

6. 如何尽量避免轮椅被航空公司损坏?
要求航空公司将你的轮椅存放在客舱内,而不是货物舱。《航空无障碍法案》第382条第9项规定,所有超过99个座位的飞机必须在客舱内设有专门的轮椅存放点。

7. 如果航空公司的员工因此不让我登机,或要求我乘坐另一次航班,我该怎么办?
我遇到过数次这样的情形。这是违法的。《航空无障碍法案》第382条第11项规定,不得因有人主张自己由该法案所保障的权利,或有人替别人主张权利时打击报复。

8. 我应该如何和航空公司交涉?
我总是亲自交涉,但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这么做。我会在手机里存上《航空无障碍法案》的全文,并将其中关键之处打印出来。航空公司的员工总是拒绝查看法律,但至少对方无法声称“法律没有相关规定”了。我会录音,并在录音时询问清楚细节,比如,“我必须签署这份文件才能上飞机吗 / 你知道这个做法是违法的吗?” source
2017年3月31日,吉尔伯特·贝克去世。他是彩虹旗的设计者。 source
Forwarded from 推特翻译
自闭谱系人的自述:

我们突然意识到,那些我们自然而然并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的言行会让别人感到奇怪和讨厌。

但同时我们又很难知道,什么样的言行会帮助我们建立友谊,什么样的言行又会让对方远离我们。我们的生活一次又一次遭受到冲击。突然之间,因为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者一件事,我们永远失去了某个朋友、某个机会、某个团体。我们努力挽回,却徒劳而终。

然后我们接受了现实。也许我们这些人的人生,就像是在黑暗中穿越危机四伏的雷区。也许我们会成功穿越雷区,也许我们不会。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失去我们最为珍视的东西。更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失去什么东西。于是我们选择了最稳妥的策略 —— 我们不出去交朋友,我们不讲我们的观点,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生怕某个不经意间的举动在片刻之间摧毁我们的人生。

我们小心翼翼,不敢弄出任何声响。别人都有朋友,但我们永远是一个人,永远在孤独之中。你们让我们勇敢做自己,但勇敢做自己,对我们来说就是在危机四伏的雷区中奔跑。我们不敢跑。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source
Forwarded from 推特翻译
1960年代,一个黑人的政党,黑豹党成立了。

黑豹党会为穷人家的孩子提供免费食物,包括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
黑豹党会为需要治病的人提供医疗,包括黑人患者和白人患者。
黑豹党会为那些需要去银行取款的人提供护送,包括需要取钱的黑人和白人。

就这样,底层白人看清楚了。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并没有为自己提供急需的帮助,反而是黑人的组织帮助了自己。而白人至上主义只会通过制造恐惧来拉拢自己,“你已经是社会底层了,难道想让更底层的黑人也压你一头吗?”

希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白人开始与黑豹党合作。白人杂货店老板们开始通过黑豹党为穷人家的孩子提供免费食物;也许这些杂货店老板们最初的目的是帮助白人孩子。白人医生开始在黑豹党开设的诊所里坐诊;也许这些医生最初的目的是帮助白人患者。这些白人最初很可能对黑人抱有各种偏见,但随着合作和了解,偏见渐渐变成了理解。

一直以来,白人穷人的苦难是白人至上主义论点的根基之一。白人至上主义不会去帮助白人穷人,但白人至上主义会利用白人穷人的苦难“证明”别的族裔的人正在而且还将继续迫害白人。

黑豹党的包容性政策一举拆穿了白人至上主义的谎言。

很快,黑豹党遭到了联邦调查局(FBI)的围剿,黑豹党主要成员接连遭到联邦调查局暗杀。1980年代初,黑豹党正式解散。 source
朋友,你觉得“在医学领域使用考虑到跨性别情形的更正确的说法”不过是为了“尊重跨性别群体的感受”?不是这样的。很多情况下,只有使用更正确的说法,医保公司才不会刁难跨性别群体。 source
Forwarded from 推特翻译
一位居住在生活照护机构里的身心障碍者自述:

因为身心障碍,我居住在一个照护机构里。在这个机构里,我们被要求每天早上10点必须起床,而且我们每天晚上10点准时熄灯。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晚上想自己给自己加餐吃个小点心”对你来说是天方夜谭的话,那你等于是在坐牢。按照这种说法,我现在就是在坐牢。

我和治疗我的医生说,我情况不是很好,可能需要更多帮助。我医生立即威胁我说,我现在这个治疗项目至少允许我看手机,允许我和外界联系,如果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我可以升级到“高级照护”的项目里,但那个项目会没收我的手机。项目主管也来了,脸上写着“对付你这种找茬的人我有的是办法”的样子说,“如果你不能服从我们现在这个项目的安排,那就说明你需要升级到高级照护的项目。” 根据他的说法,我只有两条路,要么服从安排,要么完全放弃所有自主权去“高级照护”。

别人并不能理解我的处境。我和我父亲抱怨说,我写邮件的时候照护机构里的管理人员会完全不顾我的隐私在边上一个字一个字看我写了些什么。我父亲回复说,“也许这些人只是想要确保你在做你该做的事情”。我当时已经是22岁的成年人了。

我以为我们社会是有共识的,成年人有权自己决定自己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但我发现,很多人认为有身心障碍的人并不配拥有这些权利。人们虽然不能接受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大家都觉得社会可以剥夺我们有身心障碍的人的自主权和隐私权。

然后我发声了。我说我们身心障碍的人仍然应该有自主权。大家反驳我,说我不懂,说有些身心障碍的人情况实在太糟糕了,所以必须“牢牢控制住”。这些人说我还能够发声,所以我的情况不够糟糕,所以我没有资格说那些“情况很糟糕”的人的事情。

评论:很常见的。只要我们有身心障碍的人发声,就会有人说“你情况不够糟糕你不能代表所有身心障碍群体”。这些人认定只要“能发声”,就说明情况不够糟糕。说来说去,就是想阻止我们发声。 source
2025/07/13 04:28:10
Back to Top
HTML Embed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