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warded from 联合早报 - 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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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采访燕郊爆燃遇阻 中国记协回应：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
中国官媒央视记者采访河北燕郊爆燃事故遇阻引发热议，中国记协星期三（3月13日）发文捍卫记者采访权利，呼吁地方政府“不能为了控制舆情，简单粗暴阻挠媒体记者正常履职”。 中国河北燕郊一处城中村内的炸鸡店星期三上午发生爆燃事故，造成两人死亡、26人受伤。 网传的一段视频显示，星期三午间的央视《天下财经》节目连线身处事故现场的前线记者。当记者介绍现场情况到一半时，几名男子上前挡住镜头、驱赶记者，中断了连线直播。镜头切回摄影棚后，棚内的央视主持人也满脸错愕。这段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一度疯传，但到星期三晚间已遭删除。…
Forwarded from 豆瓣精选
去年十月以来发生在加沙的惨剧，一方面在西方世界加剧了“反犹主义”指控的滥用，让这个在犹太大屠杀背景下的词在今天丧失了意义；另一方面让犹太大屠杀在pro巴勒斯坦的群体中成为了一个禁忌，这个创伤被反动政治不断调用，深受其害的阿拉伯人自然对它嗤之以鼻（甚至否认大屠杀发生过的阴谋论在阿拉伯人那里也越来越有市场），犹太人自身更不知道如何再面对被劫持的集体创伤。关于这个话题，今晚我在线上参与的一个巴勒斯坦团结网络组织的工作坊的犹太协调员——也是Jews Voice for Peace的成员——的一段讲话很有启发性，也非常感人，我草草记录并简单地翻译了一下：
“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犹太人未愈合的创伤所带来的后果，当然并非是我们的历史创伤造成了当前的局面，而是这创伤如何被以色列当局作为正当化其实施种族灭绝的武器。因此，我们希望理解它是如何被操纵的，这样我们才能抗击它。
我们处于一个颠倒的世界，以色列政府通过唤起犹太民族的集体恐惧记忆来暗示犹太人现在又在面临「种族灭绝」威胁，尽管事实上是以色列在持续对加沙进行「种族灭绝」性质的袭击。这种策略是一种标准的殖民策略，它颠覆了权力动态：你对一个民族实施恐怖（terror）行径，却将他们称为恐怖分子。他们正是通过制造犹太人的历史恐惧的方式正当化过去几个月对加沙实施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被正当化的——反人类的攻击。他们一直以来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正当化75年的占领。
举一个例子。以色列政府开始将巴勒斯坦人比做纳粹，我们都知道二者毫无瓜葛。但它既是一种将巴勒斯坦人「非人化」的工具，又能唤起了犹太人的创伤。首先，对于犹太人而言，如果巴勒斯坦人仅仅意味着自身的敌人，或者他们成为了纳粹，他们就不再是犹太人可感的「人类」，不再有自己的愿望和梦想。巴勒斯坦人是在抵抗以色列的驱逐，然而以色列政府通过强迫巴勒斯坦人承担纳粹的历史重负，使巴勒斯坦人「非人化」，成为了犹太人的一种面目模糊的敌人。
以色列政府操纵犹太人恐惧的一种方式，就是激活犹太民族历史上所经历的恐怖。然后，把「犹太人的安全」置于「巴勒斯坦人的自由」的对立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虚假的公式，这两者绝不是对立关系。事实上，「犹太人的安全」恰恰需要「巴勒斯坦人的自由」。然而这个虚假对立的迷思之所以奏效是有原因的。
它之所以奏效的原因是我们（犹太人）具身的恐惧与创伤。我们所经历的创伤，包括代际传递的创伤，存在于我们的肌肉、组织和骨骼中。当我们经历伤害时，当我们无法逃脱或无法保护自己/他人免受伤害时，我们的生存本能就会被动员起来。在面对伤害时，人的本能反应如战斗、逃跑、讨好等生存策略是为了参与其中，这些策略是为了解脱。然而“创伤“则是无法得以解脱之物，它们被困在我们的身体中，然后可能会被现实中发生的事情重新激活，促使我们感觉自己回到了原始的伤害中。
因此，因为许多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和其他反犹迫害时期无法保护自己或他们的亲人，许多犹太人不仅内化了恐怖，还有一种对于无助的愤怒。然后发生的是，以色列官方试图引导这种恐怖和愤怒，用以支持以色列的侵略。他们还试图将所有犹太人定位为永恒的受害者，即使以色列拥有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要记住，以色列并不代表所有犹太人，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外。我们的人民在宗教、族群和政治上都是多样化的。显然，我们内部对以色列国和锡安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也有许多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我们必须要区分它们。）
很多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在当前的情况下会说，我现在真的不想讲注意力引向犹太人的历史创伤，因为我们需要做的是阻止正在发生的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历史创伤，以便可以对抗其被武器化的情况。尽管我们的创伤不断被以色列官方叙事挪用，作为殖民统治的武器，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回避或否认它的存在，将这些话语让给他们。这些对话经常发生于我跟其他犹太同路人之间，以便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治愈我们的创伤，充分投入到我们的运动中。我们需要面对自身的创伤，去理解它，并且可以将它作为一个案例去理解民族创伤通常是如何被反动政治所劫持的。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停止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和结束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还要为我们自己的创伤提供一种不同的疗愈模式——一种政治化的、去殖民化的、帮助我们向前走向一个崭新未来的道路。这个道路包括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所有人的自由的。我们希望苦难和创伤的经历，让我们可以连结其他人的苦难，而不是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以色列官方给了我们关于安全的虚假迷思，告诉我们安全是通过炸弹、枪支、隔离墙和检查站实现的。我们知道绝不是这样。安全是通过与团结、友谊和联系实现的。通过与与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我们所做的也是自我疗愈，我们选择利用我们的历史创伤来打破创伤性暴力的循环，而不是让其继续参与到这一循环之中。”
【网评】“用自身过去创伤合理化为对另一个族群的暴行是个非常常见的现象，这种宣传技巧往往对他国没有效果。但如今以色列躲在“反犹主义”之下对巴勒斯坦人民暴行被德国长期视而不见，实际上就是德国人在用巴勒斯坦人民的安全和自由为自己过去的历史赎罪。” source
“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犹太人未愈合的创伤所带来的后果，当然并非是我们的历史创伤造成了当前的局面，而是这创伤如何被以色列当局作为正当化其实施种族灭绝的武器。因此，我们希望理解它是如何被操纵的，这样我们才能抗击它。
我们处于一个颠倒的世界，以色列政府通过唤起犹太民族的集体恐惧记忆来暗示犹太人现在又在面临「种族灭绝」威胁，尽管事实上是以色列在持续对加沙进行「种族灭绝」性质的袭击。这种策略是一种标准的殖民策略，它颠覆了权力动态：你对一个民族实施恐怖（terror）行径，却将他们称为恐怖分子。他们正是通过制造犹太人的历史恐惧的方式正当化过去几个月对加沙实施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被正当化的——反人类的攻击。他们一直以来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正当化75年的占领。
举一个例子。以色列政府开始将巴勒斯坦人比做纳粹，我们都知道二者毫无瓜葛。但它既是一种将巴勒斯坦人「非人化」的工具，又能唤起了犹太人的创伤。首先，对于犹太人而言，如果巴勒斯坦人仅仅意味着自身的敌人，或者他们成为了纳粹，他们就不再是犹太人可感的「人类」，不再有自己的愿望和梦想。巴勒斯坦人是在抵抗以色列的驱逐，然而以色列政府通过强迫巴勒斯坦人承担纳粹的历史重负，使巴勒斯坦人「非人化」，成为了犹太人的一种面目模糊的敌人。
以色列政府操纵犹太人恐惧的一种方式，就是激活犹太民族历史上所经历的恐怖。然后，把「犹太人的安全」置于「巴勒斯坦人的自由」的对立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虚假的公式，这两者绝不是对立关系。事实上，「犹太人的安全」恰恰需要「巴勒斯坦人的自由」。然而这个虚假对立的迷思之所以奏效是有原因的。
它之所以奏效的原因是我们（犹太人）具身的恐惧与创伤。我们所经历的创伤，包括代际传递的创伤，存在于我们的肌肉、组织和骨骼中。当我们经历伤害时，当我们无法逃脱或无法保护自己/他人免受伤害时，我们的生存本能就会被动员起来。在面对伤害时，人的本能反应如战斗、逃跑、讨好等生存策略是为了参与其中，这些策略是为了解脱。然而“创伤“则是无法得以解脱之物，它们被困在我们的身体中，然后可能会被现实中发生的事情重新激活，促使我们感觉自己回到了原始的伤害中。
因此，因为许多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和其他反犹迫害时期无法保护自己或他们的亲人，许多犹太人不仅内化了恐怖，还有一种对于无助的愤怒。然后发生的是，以色列官方试图引导这种恐怖和愤怒，用以支持以色列的侵略。他们还试图将所有犹太人定位为永恒的受害者，即使以色列拥有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要记住，以色列并不代表所有犹太人，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外。我们的人民在宗教、族群和政治上都是多样化的。显然，我们内部对以色列国和锡安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也有许多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我们必须要区分它们。）
很多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在当前的情况下会说，我现在真的不想讲注意力引向犹太人的历史创伤，因为我们需要做的是阻止正在发生的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历史创伤，以便可以对抗其被武器化的情况。尽管我们的创伤不断被以色列官方叙事挪用，作为殖民统治的武器，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回避或否认它的存在，将这些话语让给他们。这些对话经常发生于我跟其他犹太同路人之间，以便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治愈我们的创伤，充分投入到我们的运动中。我们需要面对自身的创伤，去理解它，并且可以将它作为一个案例去理解民族创伤通常是如何被反动政治所劫持的。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停止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和结束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还要为我们自己的创伤提供一种不同的疗愈模式——一种政治化的、去殖民化的、帮助我们向前走向一个崭新未来的道路。这个道路包括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所有人的自由的。我们希望苦难和创伤的经历，让我们可以连结其他人的苦难，而不是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以色列官方给了我们关于安全的虚假迷思，告诉我们安全是通过炸弹、枪支、隔离墙和检查站实现的。我们知道绝不是这样。安全是通过与团结、友谊和联系实现的。通过与与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我们所做的也是自我疗愈，我们选择利用我们的历史创伤来打破创伤性暴力的循环，而不是让其继续参与到这一循环之中。”
【网评】“用自身过去创伤合理化为对另一个族群的暴行是个非常常见的现象，这种宣传技巧往往对他国没有效果。但如今以色列躲在“反犹主义”之下对巴勒斯坦人民暴行被德国长期视而不见，实际上就是德国人在用巴勒斯坦人民的安全和自由为自己过去的历史赎罪。”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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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ed from 豆瓣精选
终于有了Kristen Schilt这篇打破沉默的文章的中译，Schilt谈的不仅是社会学内部对性别研究的抵制、贬斥、嘲讽，还有建制化的女性与性别研究对跨儿研究的抵制、贬斥、嘲讽。初读时还在国内，疑惑一切是否真的如此糟糕，如今亲身体验其中种种，再读唯有感叹字字肯綮：
“我在报告里提到了跨性别男性在职场遭遇了歧视，而听众中的女权者反驳了这些说法，并问我能否提供关于‘跨性别男性能够如何帮助顺性别女性’的建议——这个问题向我表明了一种观点，即有些人认为顺性别女性应当一直处于性别不平等研究的中心。我还从那些比较年长的女权学者那里听到一个普遍的假设，他们认为跨性别男性不过就是有内在的厌女症而已，因此才想改变自己的生理性别。第二波女权者在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场合问我：为什么‘那些可怜的女人’（即我研究里的跨性别男性）觉得她们需要用手术和激素来‘摧残’自己的身体呢？”
“从那以后，我经常听到第二波女权学者这样评论我的研究。在那些场合，我常常有种很疑惑的的感觉，因为通常是一个发型考究、戴着很抓人眼球的珠宝或围巾、穿着高跟鞋、涂着金属光口红的顺性别女性，告诉我这个长期避穿裤子而穿裙子的顺性别女性说：跨性别者不过是在强化二元性别论罢了。”
“对跨性别者的这种反应凸显了女性主义研究中长久存在的一种思路（Connell 2012；Serano 2007），按照这一思路，女权的身体研究鼓励的是一种‘接受自我’的身体观（比如，爱自己的身体），同时在理论上（而非在具身的实践上）试图打破传统的性别规范期待。按照这种逻辑，对身体进行改造的跨性别者是因循二元性别论文化、而憎恨自我的‘愚人’(cultural dupes)，而那些觉得自己‘天生就在正确的身体里’的顺性别女性，在性别表达和对待女权与性别平等的态度上却被允许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曾有社会学者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我只是致力于研究美国人口中的一小撮人。这再次表明，数字比例似乎决定了我们把哪些人视为具有社会学研究价值的，一个群体的占比太小好像就不配被认真对待其被歧视和不平等的经历。”
“对于任何边缘性的研究领域来说，哪怕是稍微向学科的主流中心移动，都会开辟出新的机会，为该领域的学者带来更大的合法性。然而，随着更多研究的出现，人们反而有了更多的权力来排除那些可能试着建立、或者挑战曾经被边缘化的这些领域的学科假设的新声音。因此，我们必须仔细思考这些排斥的力量。当我们遇到新一代的学生，要准备告诉他们一个我们不熟悉、甚至感到不舒服的新研究或理论体系‘不是社会学’时，我们应该停下来，借用Marjorie DeVault（1999，15）的话说：‘嗯，只是现在还没有’。”
telegra.ph/你的研究不是社会学Other-Please-Specify-Queer-Methods-in-Sociology-04-02 source
“我在报告里提到了跨性别男性在职场遭遇了歧视，而听众中的女权者反驳了这些说法，并问我能否提供关于‘跨性别男性能够如何帮助顺性别女性’的建议——这个问题向我表明了一种观点，即有些人认为顺性别女性应当一直处于性别不平等研究的中心。我还从那些比较年长的女权学者那里听到一个普遍的假设，他们认为跨性别男性不过就是有内在的厌女症而已，因此才想改变自己的生理性别。第二波女权者在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场合问我：为什么‘那些可怜的女人’（即我研究里的跨性别男性）觉得她们需要用手术和激素来‘摧残’自己的身体呢？”
“从那以后，我经常听到第二波女权学者这样评论我的研究。在那些场合，我常常有种很疑惑的的感觉，因为通常是一个发型考究、戴着很抓人眼球的珠宝或围巾、穿着高跟鞋、涂着金属光口红的顺性别女性，告诉我这个长期避穿裤子而穿裙子的顺性别女性说：跨性别者不过是在强化二元性别论罢了。”
“对跨性别者的这种反应凸显了女性主义研究中长久存在的一种思路（Connell 2012；Serano 2007），按照这一思路，女权的身体研究鼓励的是一种‘接受自我’的身体观（比如，爱自己的身体），同时在理论上（而非在具身的实践上）试图打破传统的性别规范期待。按照这种逻辑，对身体进行改造的跨性别者是因循二元性别论文化、而憎恨自我的‘愚人’(cultural dupes)，而那些觉得自己‘天生就在正确的身体里’的顺性别女性，在性别表达和对待女权与性别平等的态度上却被允许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曾有社会学者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我只是致力于研究美国人口中的一小撮人。这再次表明，数字比例似乎决定了我们把哪些人视为具有社会学研究价值的，一个群体的占比太小好像就不配被认真对待其被歧视和不平等的经历。”
“对于任何边缘性的研究领域来说，哪怕是稍微向学科的主流中心移动，都会开辟出新的机会，为该领域的学者带来更大的合法性。然而，随着更多研究的出现，人们反而有了更多的权力来排除那些可能试着建立、或者挑战曾经被边缘化的这些领域的学科假设的新声音。因此，我们必须仔细思考这些排斥的力量。当我们遇到新一代的学生，要准备告诉他们一个我们不熟悉、甚至感到不舒服的新研究或理论体系‘不是社会学’时，我们应该停下来，借用Marjorie DeVault（1999，15）的话说：‘嗯，只是现在还没有’。”
telegra.ph/你的研究不是社会学Other-Please-Specify-Queer-Methods-in-Sociology-04-02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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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研究“不是社会学”｜Other, Please Specify: Queer Methods in Sociology
The "Not Sociology" Problem 摘要： 如果你研究的课题在社会学中并非主流，你会遭遇什么？你可能会听到“你研究的这课题，不太社会学”，“你研究的这批人在社会里占比很小”，“你的课题挺有意思，但不重要”，“你的这篇论文不错，但不适合我们这个学科/这本期刊”，“你没有别的研究兴趣吗”。本文作者从本科开始关注美国跨性别男性的社会遭遇和相关问题，在她参加学术会议、论文投稿、找教职的过程中曾经无数次地听到上述微词。虽然性别研究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构成，但是“传统”女性主义学者却认为…
Forwarded from 竹新社
根据38 North发布的报告，朝鲜正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安装监控摄像头，并收集公民的指纹、照片等生物识别信息，以技术驱动的方式更密切地监控其人民。
报告分析了公开信息并采访了40名脱北者，研究人员还对100名现有居民进行调查。研究人员表示，数字监控工具的使用或将进一步收窄朝鲜民众走私商品、获取外国信息以及从事违法活动的空间。
（美联社）
报告分析了公开信息并采访了40名脱北者，研究人员还对100名现有居民进行调查。研究人员表示，数字监控工具的使用或将进一步收窄朝鲜民众走私商品、获取外国信息以及从事违法活动的空间。
（美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