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 20 日是跨性别纪念日，Project Trans 和 One Among Us 将共同举办一场纪念日晚会，缅怀我们离开的伙伴。

在纪念日之际，我们诚邀大家分享来信，无论是对社群伙伴的支持或纪念，那些过往的故事、珍贵的回忆，以及诗歌，亦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文字。

来信截止日期为：2024-11-18 12:00 (UTC+8)

让我们通过文字，共同纪念那些已故的伙伴们；
让我们携手并肩，活下去就是对恶意最大的反抗；
让我们团结前行，创造一个没有黑暗、充满希望的明天。

您可以前往 one-among.us 主页留言，也可以将信件及其他多媒体内容发送到 One Among Us 的邮箱： info@one-among.us

虽然可能不会去真的尝试一下，但看起来真的很有趣

《一天世界》博客：用 iMessage 寫博客

https://yitianshijie.vercel.app/2024/11/14/blogging-with-imessage

橫排版：https://blog.yitianshijie.net/2024/11/14/blogging-with-imessage/

最近有网友问我一个问题，让我感到很有趣，现分享于此：

关于近日被报道频发的凶杀案件（事实上在每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都有过类似的现象），大部分观点遵循传统上涉及精神心理议题时的标准归因方式 - 向内和向外；向外归因是唯物主义的切入点，向内是实证主义的。

但每一种单向决定论都有其问题。

我们认为这里值得提醒的一件事是：请您注意到，行凶者不只是在杀人，而是通过杀人的方式来自杀。

换句话说，类似事件的本质是自杀。

对同类事件的分析可以推荐弗兰克•比弗•布拉迪的下面这本书。中文译著的广告模式有误导性，导致它看起来好像普通畅销书一般庸俗，实际上绝非如此。这本书对发生在全世界的独狼式凶杀问题的研究很好地平衡了传统的归因方式，其客观立场和成熟的政治性令其研究更有助于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理解问题。

意识不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而是由存在决定的。物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相应地改变它们的反映—— 在人的思想、语言、和行为表达方式中。

对此类事件的评议只能有一种，即 致力于解决方案的研讨。此外的都可忽略。

人命不是政治工具。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不应该是。

最后，关于有中国朋友提问的 “张献忠案件会不会被恐怖主义立案” 的问题，我们认为至少在中国大陆进入战争状态之前，所谓的“汉人恐怖主义”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恐怖主义”必需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于是承认“恐怖主义” 对镇压当局来说弊大于利，加之资源耗费巨大，除非迫不得已（比如战时状态），否则不会轻易使用。

🧬 https://z-library.sk/book/17738956/d99659/%E5%81%87%E5%A6%82%E6%88%91%E6%98%AF%E8%9D%99%E8%9D%A0%E4%BE%A0%E5%A0%AA%E6%AF%94%E5%A4%A9%E6%89%8D%E5%9C%A8%E5%B7%A6%E7%96%AF%E5%AD%90%E5%9C%A8%E5%8F%B3%E7%9A%84%E5%8F%98%E6%80%81%E9%87%8D%E5%8F%A3%E5%91%B3%E6%96%B0%E4%BD%9C-%E7%BD%AA%E6%81%B6%E6%97%B6%E5%88%BB%E6%81%90%E6%80%96%E8%A2%AD%E5%87%BB%E5%9C%B0%E9%9C%87%E7%81%BE%E9%9A%BE%E4%BA%A4%E9%80%9A%E4%BA%8B%E6%95%85%E6%80%A7%E4%BE%B5%E5%AE%B6%E6%9A%B4%E5%88%9B%E4%BC%A4%E8%BF%87%E5%90%8E%E9%AD%94%E9%AC%BC%E5%B9%B6%E6%9C%AA%E7%A6%BB%E5%BC%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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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amab酷儿可以通过隐瞒性别认同和/或性取向来获得红利”这句话的前提是“ta们可以”

【网评】隐瞒本身就意味着在承受压迫，红利原本是人的基本权益。一句话包涵了两种不被看见的错误。 source

人民日报仲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11 月 27 日，人民日报仲音发表署名文章《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近期接连发生几起危害公共安全的极端案件，性质极其恶劣。对此，我们必须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加大打击治理防范力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文章强调，没有什么比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更可宝贵。无辜群众惨遭伤害，令人十分震惊、十分痛心，捍卫生命、制止犯罪成为大家的共识和行动。

文章认为，以极端行为报复社会伤害他人，这样恶劣的行径罪无可恕；不论出于什么样的个人原因，试图为其极端行为开释的任何理由都不具有任何合理性、正当性，都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同情。

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把维护人民生命安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织密扎牢公共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文章呼吁，每个人都是社会稳定的受益者，都应成为公共安全的守护者，应旗帜鲜明反对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履行社会责任、当好守法公民，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全环境，共同营造和谐友善的社会氛围。

（人民日报）

#News #社会

昨夜，南韩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戒严，随即遭到国会取消的，引发国际广泛关注，在东亚的社群媒体上更是引发广泛讨论。对经历过长达38年戒严统治（1949-1987）的台湾人而言，「戒严」二字触动着深刻的历史记忆；而对中国人来说，虽然拉萨和北京都经历过短暂的戒严，但这个概念似乎并未在集体记忆中留下太深的印记，尽管某种意义上当今的中国的管制状态也可视为一种类戒严的持续例外状态。然而，关于戒严制度本身的后设研究却相对罕见，这种特殊的紧急权力机制是如何在东亚现代国家形成的也缺乏关注。

从语言角度看，「戒严」这一汉字词与其最常见的英文对应词「martial law」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戒严」一词源于汉语，字面意义为「戒备严密」，强调一种高度警戒和限制的状态，隐含了对社会秩序的全方位控制。例如，日本、中国等地的「戒严令」强调对民间活动的直接干预，如宵禁、封锁、新闻审查等措施，往往是全面压制社会流动的工具。而「martial law」的重点则放在军事司法的运行上，其核心在于将普通法庭的司法权暂时移交给军事法庭，从法律层面剥夺公民的部分权利，从而使军方能直接干涉国家事务。，这一语义差异也与不同法律传统密切相关。在以普通法为基础的英美法系中，「martial law」的合法性与界限相对明确，通常作为应对极端危机的暂时性措施，其后续监督与纠正机制相对完善。而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戒严则更容易演变为长期的例外状态，法律规范的模糊性使得「戒严」成为统治者集中权力的便捷工具。

追溯这一概念的源头，需要回到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的《Loi du 10 juillet 1791 concernant la conservation et le classement des places de guerre et postes militaires, la police des fortifications et autres objets y relatifs》（1791年7月10日关于要塞和军事据点的保护和分类、堡垒管理及相关事宜的法律）首次将「围困状态」（état de siège）制度化。这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用于规范被敌军包围时的城市管理。然而，在1848年六月革命之后，这一制度演变为处理国内政治危机的工具。1849年的《Loi du 9 août 1849 sur l'état de siège》（1849年8月9日关于围困状态的法律）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戒严制度，标志着例外状态的法制化。

普鲁士在吸收这一概念时进行了重要的制度创新。1851年的《Gesetz über den Belagerungszustand》（围困状态法）规范了军事紧急状态，发展出了「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特殊机制。1850年的《Gesetz zum Schutze der persönlichen Freiheit》（保护个人自由法）以保护为名，实际上赋予了当局在无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拘留个人的权力。这种「保护即控制」的逻辑在后来魏玛共和国的《魏玛宪法》第48条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成为现代国家紧急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曾批评普鲁士这种「Scheinkonstitutionalismus」（外见立宪制），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治，但实质上为权力的集中与滥用。

东亚国家在短暂的现代化进程中，仓促地移植了这些西方制度。日本在1882年制定的《戒严令》（太政官布告第36号）区分了「临战地境」和「合围地境」两种状态，这一设计后来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然而，由于民主制度建设的不完善，这些紧急权力机制往往沦为统治者维持权力的工具。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南韩在「维新体制」下的军事威权统治，戒严制度在东亚的展演为非纯粹的紧急应对手段，而更像是一种长期维稳工具。再看到这两天韩国的危机，尹锡悦援引反国家威胁为由实施戒严，可以说是重演了冷战时期军事威权统治的逻辑。不过韩国的国会议员们突破军事封锁、召开紧急会议并一致否决戒严令，也令人对民主制度的韧性抱有一丝希望。

在观察这种政治事件时，应该多追问一层，思考法律制度，关注其实际运作带来的伤害，也更要追问，为什么现代国家需要保留这些例外权力？在德国法学家同时也是纳粹信徒的 Carl Schmitt 看来，例外状态是「主权的最高表现」，因为它决定了法律的有效性。在长达数十年的戒严统治、军事独裁之下，例外权力屡屡被用来压制异议、集中权力，而在以「维稳」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中，也更进一步模糊了常态与例外的界限，常态化的高压管制被认为是一种隐性的「例外状态」，让国家长期处于「不安全感」的治理模式中。

《缄默祸运》

昨天视频通关了《缄默祸运》（Mouthwashing）这款游戏，从中注意到了游戏在叙事上的优势。以下内容涉及轻度剧透，如果在意可以先通关游戏，全流程只有两小时，差不多一部电影的时间。

如果用电影来呈现《缄默祸运》的故事，是否能及格都不好说，因为要创作一个观众能与之共情的精神错乱角色，十分困难。但游戏能巧妙的呈现，使其不得不落入开发者预设的「圈套」。

有个例子是玩家扮演的角色陷入幻觉，来到看不见底的悬崖旁边。刚刚还开启的大门，已经不再开启，阻挡了回去的路。此时玩家在花费几十秒后，发现没有可以交互的物体，唯一可能的推进游戏的方式，就是跳下悬崖，于是玩家选择跳下悬崖。

但是如果是电影，就很难解释一个陷入幻觉的角色跳入悬崖，而不是待在安全的地方等待。而游戏里玩家可能也会怀疑，但被奖励与惩罚规则训练出的玩家，只能不断尝试能推动游戏的操作，直到抵达不可预料的结果。

玩家至少能感知到「没有选择」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不需要与精神错乱的角色产生共情，也能接受作者笔下的角色，犯下罪行的行为逻辑。因为角色他根本没得选，这点玩家非常清楚。

附言：如果以这种游戏的方式来呈现艾伦·耶格尔、星野阿库亚的故事，也许观众的感受会更好也说不定。毕竟漫画里的他们，看起来似乎还有其他的选择。

相关微型博客：剥夺玩家选项的方法 | #游戏 #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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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继承了母亲的基因，我们还继承了她的神经系统...... source

如果你想要改变社会里人压迫人的情况，那你必须从每天为人处事的细节开始践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

如果你行事狠毒、捧高踩低、时而拉拢时而排挤，那你完全就是在强化而不是废除“人分三六九等”的想法。 source

我觉得我始终在和本能式的给人分三六九等的冲动做斗争……仿佛我的本质就是一个老保，我很自然地在重复这个世界24h对我做的那些事情。

我剪了头发。

我以为异国异邦可以给我一种抵抗的能力或者勇气，但实际上，在找工作时可能遇到的压力，要比从父母那里接受到的更多。是的，ta们只是社会压力的诠释者，只是将ta们自己承受的东西翻译了一遍之后再施加向我而已。或者说这世界上的每一个具备主体性的中介多少也都充当着这个角色，我们阅读这个世界的征候，然后在不知不觉间以常识为名再生产这些征候。我们以担心、忧惧为名代行我们感受到的权力关系。而这些权力关系，又将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我们，无法挣脱的客体。

是的，我觉得自己成为世界的客体久矣。只是这两年，在以“学术”为名的象牙塔里……对的，我最初想要“留学”就是为了能够在象牙塔里抵御社会。我从未准备好过，只是我如今失去了下一个逃离的理由……两年，这场梦该醒了。

认识我自己，关照我自己，以我自己的方式走向无情残酷的实践场域。那些知识只是让我更加敏感，更能理解自己受到什么，更能理解压迫者的无奈，更难以无知怨悱（無名怨憤ressentiment），也难以从怨愤中找到力量，维持自我，对抗……对抗什么呢？镜子吗？

语言和文字在邀请我走向一个积极胜利的结论，我欣然接受，请欣赏，我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