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尔登湖畔读书

瓦尔特·本雅明笔下成日漫步的“浪游者”(flâneur)所置身其中的街道变成了一种景观，而这不仅是通过新的建筑设计、琳琅的橱窗展示而达成的，也是靠着客体的性化：

首先，因为大众，性客体能够同时以千百种诱惑的形式展现，而这些形式都是性客体本身生产出来的。此外，可供销售这个性质本身，也成了一种性刺激；而要是有源源不绝的女性在强调她们作为商品的属性，这种吸引力还会增加。再后来，有了女孩子们穿着整齐划一的裙装展示在世人面前，音乐厅评论就赤裸裸地把这个大批量生产的商品引入了大都市居民的欲念生活之中。

本雅明在此犀利地指出，在消费文化中，性客体以多种反射其自身的形式流通着，把商品的推广和销售都情欲化了。像安布鲁瓦兹这样的当代浪游者是性的观众，把女性的身体当成一种性的商品—景观(commodity-spectacle)和消费品来消费。这位观众在观察着的身体是一种包含性符号的视觉表象，而他所体验的消费领域是一种组织于都市公共空间之中，持续低调地进行着的性欲望的流动。

“性感”(sexiness)是“性作为一种商品形式、自我作为一种形象”的新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结果。性感依靠消费品来揭露、展示、强调人的性身体。它指向（勾动欲望的）裸体，而消费者的穿衣打扮就是在指示并唤起着裸体。要性感就是要穿特定类型的衣服（比如牛仔裤）或以特定的方式穿着（比如紧紧贴身）。性感比美貌更加民主化，因为有多得多的人能够实现性感，无论是英俊的、标致的、天生丽质的还是其貌不扬的。性感不是天生的美貌，而是自我打造的结果，它使得消费成为自我经验的一项永久持续的特征。性吸引力是通过消费品和消费实践而操演性地建立起来的，因而它就是一种经济表现：经由体育、时尚、美妆、医药产品，性吸引力使身体变成了一种视觉表象，注定要被当作由唤起性欲望的能力而定义的客体，来供人视觉消费。虽然经皮埃尔·布尔迪厄重新阐释的“习性”(hexis)这个概念表明，一个人的阶级地位编码于她的身体之中，但视觉产业综合体（由美容—时尚—体育—媒体等各产业共同构成的共生体）所生产出的吸引力和性感的模式，相对来说是去阶级化的。与这些产业相关的新社会群体把这些模式传播了开来：各个领域中的时尚设计师、造型师、模特、演员、摄影师、女性杂志的编辑、美容师、发型师、电影从业者，等等，都在推广着作为可交易商品的视觉外观。

在“有性吸引力的身体”这个文化范畴中，性与消费为了满足性凝视的目光而操演着彼此，通过这个文化范畴，被性凝视所俘获的客体与人变成了无缝衔接的一个单元。28岁的以色列男子乌里在谈及他认为有吸引力的女性时，就体现了这一点：

乌里：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绝美风”(fern)，就是指甲光亮、鞋跟很高、妆容精致、打扮用心的那个样子，我完全无感。对我来说那就像是一幅图像而已。我喜欢女人们穿得随意一点，比如穿牛仔裤。穿紧身牛仔裤、紧身T恤，再穿双靴子，我觉得这样很性感。

读者应该注意到，吸引（或不吸引）这位男性的性类型，是一种消费客体和形象的建构（或一种对它们的背离）。在此，一种性类型实际上就等同于一种消费类型（“绝美风”类型就是消费类型；或举一个男同文化的例子，“皮革文化”也标志着一种性／消费类型）。所以，被人们标记为女性化或男性化的风格，其实就是一种细分的消费风格，遵循着消费者认同的视觉逻辑。正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说，景观社会不仅仅是形象的一个单纯的集合，而是以形象作为媒介的社会关系。这个判断在讨论性接触时尤其正确，因为它的确就是通过那些指向消费品，也由消费品扮演而成的人格性的形象，完成的一场社会纽带的操演。经由消费品，性身份内在地刻写于日常经验的审美化(aesthetization)过程之中，身体变成了一种视觉性、审美性的商品。就像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所说的，视觉主体既是视觉的能动者(agent of sight)，也就是观看的人，也是他人所观看的客体。视觉的性的能动者拥有技巧高超的专业能力，能将他人单纯当作视觉表象来与之建立关系（一眼就能评判体重胖瘦、胸部大小或肌肉张力），也能知晓自己是不是正在作为客体接受他人的视觉评估。黑格尔所说的承认(recognition)，即两个主体相遇并彼此认可的主体间过程，在此已经转移到了一个视觉和性的位面之上，处在其上的人都在同时扮演着观众和演员两种角色。这种对他人凝视的自我觉知，与传统的那种符号性的承认过程是不同的：它处在媒体—市场—技术的集合体中；它关心的是身体的外在表象和其“热辣度”（性感程度）；以及，它是一个或多或少控制在男性手中的过程，他们掌握着可以定义女性价值几何、吸引力多寡的符号权力和经济权力。

《爱的终结：消极关系的社会学》伊娃·易洛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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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本雅明笔下成日漫步的“浪游者”(flâneur)所置身其中的街道变成了一种景观，而这不仅是通过新的建筑设计、琳琅的橱窗展示而达成的，也是靠着客体的性化：

首先，因为大众，性客体能够同时以千百种诱惑的形式展现，而这些形式都是性客体本身生产出来的。此外，可供销售这个性质本身，也成了一种性刺激；而要是有源源不绝的女性在强调她们作为商品的属性，这种吸引力还会增加。再后来，有了女孩子们穿着整齐划一的裙装展示在世人面前，音乐厅评论就赤裸裸地把这个大批量生产的商品引入了大都市居民的欲念生活之中。

本雅明在此犀利地指出，在消费文化中，性客体以多种反射其自身的形式流通着，把商品的推广和销售都情欲化了。像安布鲁瓦兹这样的当代浪游者是性的观众，把女性的身体当成一种性的商品—景观(commodity-spectacle)和消费品来消费。这位观众在观察着的身体是一种包含性符号的视觉表象，而他所体验的消费领域是一种组织于都市公共空间之中，持续低调地进行着的性欲望的流动。

“性感”(sexiness)是“性作为一种商品形式、自我作为一种形象”的新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结果。性感依靠消费品来揭露、展示、强调人的性身体。它指向（勾动欲望的）裸体，而消费者的穿衣打扮就是在指示并唤起着裸体。要性感就是要穿特定类型的衣服（比如牛仔裤）或以特定的方式穿着（比如紧紧贴身）。性感比美貌更加民主化，因为有多得多的人能够实现性感，无论是英俊的、标致的、天生丽质的还是其貌不扬的。性感不是天生的美貌，而是自我打造的结果，它使得消费成为自我经验的一项永久持续的特征。性吸引力是通过消费品和消费实践而操演性地建立起来的，因而它就是一种经济表现：经由体育、时尚、美妆、医药产品，性吸引力使身体变成了一种视觉表象，注定要被当作由唤起性欲望的能力而定义的客体，来供人视觉消费。虽然经皮埃尔·布尔迪厄重新阐释的“习性”(hexis)这个概念表明，一个人的阶级地位编码于她的身体之中，但视觉产业综合体（由美容—时尚—体育—媒体等各产业共同构成的共生体）所生产出的吸引力和性感的模式，相对来说是去阶级化的。与这些产业相关的新社会群体把这些模式传播了开来：各个领域中的时尚设计师、造型师、模特、演员、摄影师、女性杂志的编辑、美容师、发型师、电影从业者，等等，都在推广着作为可交易商品的视觉外观。

在“有性吸引力的身体”这个文化范畴中，性与消费为了满足性凝视的目光而操演着彼此，通过这个文化范畴，被性凝视所俘获的客体与人变成了无缝衔接的一个单元。28岁的以色列男子乌里在谈及他认为有吸引力的女性时，就体现了这一点：

乌里：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绝美风”(fern)，就是指甲光亮、鞋跟很高、妆容精致、打扮用心的那个样子，我完全无感。对我来说那就像是一幅图像而已。我喜欢女人们穿得随意一点，比如穿牛仔裤。穿紧身牛仔裤、紧身T恤，再穿双靴子，我觉得这样很性感。

读者应该注意到，吸引（或不吸引）这位男性的性类型，是一种消费客体和形象的建构（或一种对它们的背离）。在此，一种性类型实际上就等同于一种消费类型（“绝美风”类型就是消费类型；或举一个男同文化的例子，“皮革文化”也标志着一种性／消费类型）。所以，被人们标记为女性化或男性化的风格，其实就是一种细分的消费风格，遵循着消费者认同的视觉逻辑。正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说，景观社会不仅仅是形象的一个单纯的集合，而是以形象作为媒介的社会关系。这个判断在讨论性接触时尤其正确，因为它的确就是通过那些指向消费品，也由消费品扮演而成的人格性的形象，完成的一场社会纽带的操演。经由消费品，性身份内在地刻写于日常经验的审美化(aesthetization)过程之中，身体变成了一种视觉性、审美性的商品。就像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所说的，视觉主体既是视觉的能动者(agent of sight)，也就是观看的人，也是他人所观看的客体。视觉的性的能动者拥有技巧高超的专业能力，能将他人单纯当作视觉表象来与之建立关系（一眼就能评判体重胖瘦、胸部大小或肌肉张力），也能知晓自己是不是正在作为客体接受他人的视觉评估。黑格尔所说的承认(recognition)，即两个主体相遇并彼此认可的主体间过程，在此已经转移到了一个视觉和性的位面之上，处在其上的人都在同时扮演着观众和演员两种角色。这种对他人凝视的自我觉知，与传统的那种符号性的承认过程是不同的：它处在媒体—市场—技术的集合体中；它关心的是身体的外在表象和其“热辣度”（性感程度）；以及，它是一个或多或少控制在男性手中的过程，他们掌握着可以定义女性价值几何、吸引力多寡的符号权力和经济权力。

《爱的终结：消极关系的社会学》伊娃·易洛思

BY 在瓦尔登湖畔读书